专访|周万里对话梁海明：“合力”“拼经济”“香港再出发”

（《大湾区时报》湾新社消息）香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近日接受《大湾区时报》副总编周万里专访，指出香港应把握契机推动经济发展。香港如今站在十字路口，工商界要爱国、发挥“一国两制”优势。面对周边竞争，香港应借鉴经验，支持特区政府规划，推动科技创新，包括参与金融规则制定、组建物流联盟等措施，实现“香港再出发”。

香港须找到新发展路径，继续繁荣发展。

梁海明指出，近年来，香港如何在全球愈趋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找到新发展路径，继续繁荣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香港独特的管治模式和经济环境，为其繁荣奠定坚实基础。从港英时代开始，香港就形成了“大市场，小政府”的管治模式，在经济上主要依靠作为香港商业和工业利益团体代表的四大商会——香港总商会、香港工业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各自负责调解市场的利益纷争，港英政府则只负责协会之间的协调，从而分散和减轻管治的压力，加固政府管治地位。在此期间，尽管也出现少数大洋行、大家族等商业寡头，但并没有让多数市民感到出现“官商勾结”，既是由于港英政府政治手腕，同时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优待。

二战后，香港更迎来难得的时代契机，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的腾飞令市民开始有钱赚、有工开、有饭食、有屋住，即便小本生意也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与一河之隔的内地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更倍感幸运。当然，香港当年重要的发展契机，也极大来自美国和英国需要借香港作为与中国内地交往的桥梁，中国内地也很依赖这一国际“窗口”，在天时地利人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港英政府和工商界巨头即便偶有操作失误，惹来一时怨言，也很快被市民普遍的乐观情绪稀释，甚至飞速上升的房价问题，也在经济迅速发展推动的强大购买力之下被忽略。

从前的天时、地利现已改变，香港不单已走出经济高速发展时代，在中国内地持续改革开放下，香港的重要角色和影响力亦逐年下降，英美国家亦逐渐不再将香港作为桥梁而是利用香港来遏制中国，香港现已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要推动香港继续繁荣稳定，香港社会各界尤其是香港工商界，更要以实际行动展现爱国情怀，履行重要责任，支持特区依法施政。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近日在深圳召开的2024年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夏宝龙主任强调了香港工商界要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呼吁香港工商界人士坚定对香港和国家发展的信心，积极应对变化，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此讲话不单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突出国家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支持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亦释放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发挥独特地位和优势，助力国家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号。

梁海明认为，作为香港工商界人士，为赚取利润而追随政策的导向和时代的机遇，是必然的选择。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1909年向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时，虽也抨击大地产商垄断所带来的问题，但他在结束演说时亦强调：“这并非因为有人作恶，而是法律问题。有人做了法律允许、他人也在做的事，不应承担罪责…”

惟商界人士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更应关注国家的利益和香港的长远发展。正如夏宝龙主任近日所言，香港工商界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这意味着，香港工商界不仅要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更要积极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也要为处于十字路口的香港，未来发展找寻更好出路。

环顾四周，香港的多个周边地区和城市都在积极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面对经济不确定性和人口老龄化等挑战，正通过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协助国人保住工作、建立公平与公正的社会等措施，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企业、创新和人才的全球领先者。这一战略不仅为新加坡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香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国，同样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正计划扩大新再生能源，并大力发展氢能经济、新能源、半导体等新产业，以期在未来型产业领域取得突破。韩国的这一战略，无疑为香港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而中国台湾地区，则计划吸引更多金融机构、资金和人才赴台，以发展成为亚洲企业资金调度中心和亚洲高阶资产管理中心。同时，中国台湾地区还在持续深化与各国的经贸合作，拓展海外市场。这些举措，无疑对香港构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但也为香港提供了拓展国际市场的机遇。

在内地，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正全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上海的发展思路，不仅为长三角地区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模式，也为香港与内地的深度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未来将继续巩固传统优势产业，并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广州的这一战略，为香港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大湾区另一核心城市深圳，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等平台载体，并谋划成立国际海洋开发银行等。深圳的这些举措，不仅为自身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亦为香港在海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过去，香港依靠金融、贸易和物流等产业取得巨大成功。但如今，这些产业面临着诸多挑战。金融业方面，难言香港金融市场何时才能回到“华洋兼收并蓄，存贷外汇齐飞，债券股市一色”的面貌，这是因为虽然中资科技股的上市，为香港金融市场带来活力，但恒生指数仍过于依赖地产、银行等传统行业，缺乏具有实力的科技龙头企业。这不仅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多元优化。因此，香港更需要思考如何积极培育本地的科技龙头企业，推动金融业的转型升级。

贸易及物流业方面，香港作为内地出口中介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随着内地自贸港、自贸区的推出，以及中美持续爆发贸易战的冲击，跨国企业开始建立更具弹性的“中国+1”国际供应链。这意味着，香港需要迅速适应这种新的贸易趋势，积极探索新的贸易模式和物流路径，以保持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面对这些挑战，香港社会各界尤其是工商界应考虑如何更加支持香港特区政府落实长远发展规划，积极拓展发展新空间。这包括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等方面。只有这样，香港的经济发展才能注入新的动力。

在中国内地及周边地区的快速变革中，香港必须抱持更宏观的视野，紧跟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并借鉴周边地区的发展新思路，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以改革思维，制定有利于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决策。为了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在贡献国家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发展，香港社会各界可考虑推动以下相关措施。

其一，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应当进一步参与国际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早在1863年，香港的金融制度就已建立并开始发行港币，由于香港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货币称作“圆”的地方，引发了亚洲各国的效仿，如日本的“yen”、韩国的“won”和中国内地的“银圆”等，均是学习了香港的经验，就连日本在明治维新成功后的第一批铸币机器，也是从香港购买的。

在150多年前香港已在国际金融体系贡献不少，那么，在未来香港除了应继续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以进一步协助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强化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发展国际基金管理中心，吸引中国外汇储备资产配置更多香港资产，减少对美国产业的配置之外，还应关注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已衍生出的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等“新基建”产业，加上绿色金融亦已成为国际金融发展潮流。

面对新的交易产品、模式和市场游戏规则的兴起，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却仍旧纠缠于传统的金融市场和产品，未能与时俱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应能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框架、法律框架等方面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新领域完善和制定新游戏规则，协助中国与各国相互合作、协调，在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框架、法律框架等方面加强对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此类新基建产业，以及绿色金融等方面的监管、引导，使之满足促进全球金融发展、完善治理的新需要。此不但可以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和内涵，也能推动中国新基建产业、绿色产业的发展，更能因此裨益全球各国。

其二，组建国际物流发展联盟和创建国际物流银行。“没港口就不是香港”，香港要考虑凭借作为国际航运、物流中心的优势，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周边的海南自贸港，共同组建国际物流发展联盟，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建立区域连接机制。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最大的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则拥有广州南沙港、深圳蛇口港、香港葵涌货柜码头等港口，以及拥有作为国际航空、航运中心的香港，和广州、深圳等著名的国际机场，加上大湾区内有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网络。如果自贸港和大湾区各自为战，无疑浪费优质的物流资源，若能组建国际物流发展联盟，进行优势互补，很大可能将发展成一个从储存、包装、装卸到流通、加工、配备等集于一身的新型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物流联盟，从而共享共赢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机遇。

尤其是，香港可在国际物流联盟当中，发挥在供应链管理以及相应的专业服务领域的独特优势、包括海事法庭以及仲裁与调解中心、航运金融保险等，以及协助设立国际物流银行。这不但可为物流联盟提供支持物流业发展的供应链金融产品、融资服务，也能开拓国际物流供应链金融业务，并可以此扩大与物流公司的电子化系统合作，完善供应链信息系统，实现对供应链上下游客户的内外部信用评级、综合金融服务、系统性风险管理，从而培育壮大自贸港和大湾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打造现代物流体系。

相信通过上述措施，不但有助于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等建设，也能通过自贸港、大湾区的铁路班列、高铁、港口、机场的联动，让“一带一路”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更加无缝对接，更有助于增加中国在国际物流业界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其三，进一步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人才中心。香港培养的优秀人才也在亚太区各主要经济体中的科技创新、经济、金融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最耀眼的案例，无论是研发环保无人船的云洲智能科技张云飞，还是开发全球消费级无人机的大疆创新科技汪滔，他们作为香港科技大学培养的学生，现都已成为各自领域无可争议的领航者。

梁海明分析发现，此类人才的成功模式较有共通点：内地学生赴港大学深造，跟随从欧美著名大学回港各大学任教的内地籍教授学习，然后作为创新人才回内地创业。这种在港内地籍学生+在港内地籍教授+回内地创业的模式，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发展领域大放异彩。

同时，应考虑在各大学更快设立更多医学院。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是一个富裕（Rich）的区域，但并非富足（Affluent）的区域，这从医学院的数量可以看出来。笔者比较了粤港澳大湾区和西方富足国家和区域的差距，在英国和法国，每百万人口的医学院校数量约为2个，而德国约为3个，这些国家医学院的数量是拥有约8000万人口的粤港澳大湾区的3至4倍，这意味着大湾区的医学院数量远达不到国际富足的标准。由于大学医学院的功能不仅仅只是医学院那么简单，医学院的使命具有三个不可或缺的作用：教育、提高知识和服务社会。因此，如果香港的大学或其分校能够多设两至三个医学院，既可促进生物医学产业发展，又能帮助大湾区各地民众对抗疾病。

此外，香港应考虑为内地引进更多香港广告、设计和品牌相关人才。香港拥有的众多广告、设计和品牌相关人才，过去数十年成功为香港本土商品、外国商品打造出消费者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极大地促进民众的消费意欲。香港特区政府和工商界，可协助既要扩大内销，又要开拓国际市场的内地生产厂家，引进更多香港广告、设计和品牌相关人才，通过打造更具国际化的知名品牌，以此打造内地消费品牌，同时也有助于香港的相关产业、人才进入内地发展，捕捉内地14亿人口的消费大市场。

  其四，抓住教育服务贸易产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环球高等教育出口贸易已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已为英语国家每年带来逾300亿美元直接的经济效益，以及60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效益，还能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并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加上已有中国内地部分大学、中学在香港设立分校，希望抓住教育服务贸易化的机遇。

对此，香港更要考虑发展教育服务贸易产业，将其发展成为香港的新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因此，可考虑推动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和海南自贸港，开设的分校、校区加大吸引优秀学生。

一旦这种港校培养内地籍学生+在港内地籍教授+回内地创业的成功模式，可以在香港形成良性循环和一个闭环，不但可助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人才中心，也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乃至中国的科技创新、经济和金融发展，贡献众多国际顶级人才资源。

其五、推动香港参加更多国际性经贸组织。香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等多个国际经贸组织的成员，具有广泛的国际经贸合作基础。要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国际经贸地位，香港特区政府应更积极考虑推动香港参加更多国际性经贸组织，这将有助于加强香港与经贸协定成员国的贸易往来，也可带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和临近的海南自贸港，加强和各经贸协定成员国的贸易往来，以及参与这个区域产业链的再次整合和参与重组亚太地区的贸易版图，并在此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发挥关键的作为，使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接点、发力点。

梁海明表示，如果香港各界尤其是工商界，能够把握时机、发挥优势、针对国家所求、施展香港所长，将不仅有利于为内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助力，也将凭借与中国内地的强大“合力”，通过锐意改革、奋发进取，破除自身旧有模式的桎梏，为香港未来发展找寻更多动力，从而实现全新的“香港再出发”。

必须指出的是，在任何领域，要改革都很困难。尤其是在香港利益固化的藩篱尚未破除之下，这种改革更是加倍的困难。而且，可能有不少工商界人士会认为，当身边还有其它的容易选择，例如让中央政府“送大礼”，可以“授我以鱼”时，为何香港还要舍易求难，转而寻求中央政府“授我以渔”？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责任编辑：甘达正